938年的新四军还没有师的建制。如果他们的父辈是八路军系统的，则要问问是属于哪个军区的、几分区的，原因是抗战初期八路军的主力部队大多集中于晋察冀一带，晋察冀军区是八路军于1938年4月在华北完成了战略展开后组建的第一个军区，下辖若干个军分区。可别小看了这个不起眼的军分区，1955年解放军授衔时，当年的军分区司令员和政委大部分都被授予了上将军衔，成了手握重兵的“封疆大吏”。

老百姓家的孩子都觉得干部子弟们脑子有毛病，两个不认识的人一见面，张嘴就是“你爸是几分区的”，这不是傻逼是什么？由此看来，干部子弟这个圈子不是谁都能进入的，就这么几句简单的对话，你要是没有点儿党史、军史的基础知识，马上就会露馅，大部分干部子弟对党史、军史都是无师自通。

杜卫东的出身和“几分区”并不搭界，他压根儿就不是中国人，而是个纯粹的日本人。他的父亲杜源平五郎是外文编译局请来的外国专家，长期在中国工作，杜卫东从小就生长在北京，说得一口京油子话。“”前他不叫杜卫东，叫什么谁也想不起来了，反正是日本名字。1966年红卫兵运动兴起时，北京的大学、重点中学，都有外国留学生。这些外国学生也不可避免地卷入了“”。在北大附中读初二的杜卫东表现得比他的中国同学还要激进，他把自己的日本名字给改了，改叫“杜卫东”，意思自然是要保卫毛了。他很执着，不管毛是否需要他保卫，反正他是打算保卫到底了。

“”开始后，杜卫东也和中国的红卫兵一起造起反来。不知为什么，他莫名其妙地把自己也划为“干部子弟”，愣说他爸爸享受司局级待遇，勉强也算是“高干”。老红卫兵的历次活动——成立红卫兵纠察队、以“联动”的名义冲击公安部等他都参加了。

“大串联”开始后，他联络了几个日本孩子，也扛了面红旗徒步去“长征”。在延安枣园，杜卫东向接待方提出，他们是日本左派，是来中国取经的，回去准备在东京进行武装起义，推翻日本反动派的统治。在未来的战斗中，他们可能会牺牲，在牺牲之前他想在毛住过的窑洞里睡一夜。对于一个马上就要牺牲的人来说，这个要求并不算过分，接待方同意了他的要求。但由于有这类要求的外国人太多，所以作了一些限制，每人只能在毛住过的窑洞里睡两个小时。杜卫东睡了两个小时还觉得不过瘾，又花了两天时间排队，再度体验了一次毛住窑洞的峥嵘岁月。从延安出来，他们又徒步“长征”去了韶山，他神情肃穆地对身边的几个日本哥们儿说：“如果毛当年不走出韶山去革命，中国会像今天的日本一样，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！”

当然，这都是杜卫东1966年、1967年这两年的表现。他是个喜欢跟潮流的人，既然杜卫东也属于“老兵”圈子里的人，那“老兵”干什么杜卫东当然也干什么。时间进入1968年，当年的老红卫兵们在政治上早已失势，他们心灰意冷地远离了政治，干起了打架、拍婆子的勾当。此时的杜卫东自然也不会闲着，他也弄了身将校呢穿上。他父亲杜源平五郎的工作关系归外国专家局管理，于是杜卫东也像北京大院里的孩子一样，对外交谈时总有个归属问题，所以他自称是“外交部的”，也成了地地道道的京城顽主。

钟跃民有时碰见杜卫东就拿他开心：“卫东，你丫怎么还没走？”

杜卫东说：“我他妈走哪儿去？”

钟跃民说：“有你这么办事儿的吗？咱们那东京武装暴动的计划可是两年前就制订好了，怎么现在还没动静？要都像你这样磨磨蹭蹭，世界革命还干不干了？咱不是最后还要到美国打白宫吗？”

杜卫东说：“狗屁，那不是两年前的作战计划吗？早他妈改戏啦，攻打东京那样的大城市，咱们的力量够吗？这分明是‘左倾’盲动主义，万一给革命事业造成损失算谁的？咱还是得走农村包围城市的路子，世界革命也不是一天半天的事儿，着什么急呀。我现在的工作性质变了，主要是发动群众，等待革命高潮的到来。”

这些套话都是从当时的广播中学来的，成了钟跃民等人穷开心的语。

杜卫东到底是大和民族的种儿，打起架来心毒手狠，骨子里有种嗜血的渴望。他和钟跃民合伙打过几次群架，杜卫东总是带着刀子，出手便见血。钟跃民从杜卫东身上体会到老爸当年和日本鬼子打仗的确很不容易，这小鬼子真是挺强悍的，难怪当年战争打了8年才惨胜。

冰场的一角，两伙青年正准备进行一场厮杀，冰场的各个角落仍然有人流涌向这里，人越聚越多。

杜卫东穿着一件黄呢子军装上衣，他最近喜欢剃光头，大冬天的故意光着刮得泛青的脑袋，显得很是与众不同，他正和一个穿棉军大衣的青年对峙着。

穿军大衣的青年从袖子里掣出了一柄日本，刺刀在水银灯下闪着寒光，他沉着地提刀在手，问：“哥们儿怎么称呼？”